2020年11月20日，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网刊《闻道》对中心主任胡键研究员进行访谈，访谈内容如下：
《闻道》：胡老师您拥有资深的学术经验，又是多家期刊的主编，想请教您在审稿的时候最看重论文哪些特质？
胡键：作为主编，我不处理前期稿件，但经过审稿流程到我这里以后，已经算是非常成熟的稿件了。不过，无论是普通编辑和是主编，由于人任何一份期刊都会有固定的办刊理念和原则，因此在论文审稿的时候，一般都有比较一致的原则。至于我们的刊物在选择论文的时候，一般都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研究要有创新性。没有创新的论文是没有价值的。中国学术期刊不少，但我毫不夸张地认为，期刊被各种低水平重复、无效研究的论文占据了大量的版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此类作者根本不讲学术伦理，不看文献，不了解学术动态，用怕脑袋的方式来进行选题，结果相当多的选题都是没有问题意识、缺乏文献支撑的。纵观学术发展的脉络，一个学科或问题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发展脉络，而文献则则是学术发展脉络的最重要的载体。所有的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是空中楼阁或海市蜃楼。必须好好钻研前人的研究成果、历史文献，才知道学科发展状况，也才知道研究的创新性在哪里。在前人的研究和同代人既有的研究中发现问题，这才是我们进行再研究的破题之处。
其次，研究要有理论性。没有理论的研究真的是一文不值，当今的技术手段为科研搜集数据、材料等提供了便捷，如果学术研究还停留在事实的陈述上，那么我们的研究水平就还停留在“前互联网时代”。高质量的研究一定是要有理论升华的，当然任何理论研究离不开具体的事实材料和数据，这些就好比是造房的砖块，没有砖块就不可能建立高楼。如何获得这些砖块是一个问题，如何运用砖块组成一座与众不同的房子则是另一回事。获得砖块的途径只能是文献考察和社会实践。通过社会实践调查、文献调查等多种方式，探寻文章的具体材料，然后在具体材料的基础上进行问题追踪。毛泽东当年说过，要带着问题进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相当于“十月怀胎”，解决问题相当于“一朝分娩”。毛泽东强调“读无字之书”。习近平也提出“要把论文做在中国大地上”。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进程很快，需要用自己的理论来抽象和概括。我们的理论还没有真正好好地从回应中国的实践，在当今特别需要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道理。
第三，要有战略视野。研究为现实服务固然重要，但现实的实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而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有前瞻性、战略性。但是，战略视野绝对不是盲目预测，任何对未来的预测一定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对未来的发展趋势的研判，而不是唯一趋势。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更要有宽大视野，立足于现实，既背靠历史，又展望未来。通过对过去的考察，来对未来提供决策参考。
最后，要有争鸣性。学术争鸣也叫学术批评是学术的生命力，是学术创新的根本路径。既然我们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延伸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提出质疑，发现问题所在，寻找问题的突破口。对历史的研究是与前贤的对话，对现实的研究是和同时代的学者进行对话。当然，学术争鸣不涉及个人情感、恩怨，学术争鸣必须限制在学术规范里面，尊重学术规范、尊重学术伦理，科学地开展学术批判。这才是学术生命力所在。
《闻道》：很多同学对编辑行业比较向往，您认为应该如何培养从事编辑行业的素养？
胡键：编辑很重要，一个社会、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编辑相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3名代表中就有4名编辑出身，还有一位是主编兼教授，说明编辑在那个时候眼界的确要比一般人宽、要高，看的问题是一般人看不到的。这似乎是黑暗中发现微弱光芒的眼睛。当然，这是历史的故事，不能拿来与当今的编辑工作作类比。
至于究竟如何培养一个专业编辑的素养？我个人认为，从传统的角度看，文字能力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哪种文字的刊物，比如中文刊物，文字能力没过关，就无法做好这份刊物。第二，需要有认真的态度。编辑尤其需要认真，编辑在阅读文章时不能一目十行，必须要逐字逐句地读。做编辑不是读一遍，所谓三审三读三校，一篇文章进入发稿流程至少进行三审三校，然后是主编看大样。这就意味着一篇文章发出来至少要在编辑部被阅读7遍。因此，这特别需要编辑的素养。第三，要有愿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编辑是审读他人的稿子，一篇文章初稿的确是作者的，但最后发出来时相当多的思想可能是编辑的思想。然而，文章最后只给编辑挂上一个“责任编辑”，真正的署名权却是作者，这对编辑来说的确是不公平的。从这一点来看，做编辑真的需要一种利他主义的精神：燃烧自己成就他人。第四，当今信息技术条件下，时代又对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懂得新兴技术，包括自媒体、网络媒体、流媒体、融媒体等技术手段。传统编辑只是把一篇文章编辑出刊，在今天这是远远没有完成编辑工作的。今天的信息流转速度飞快，即使是最好的信息，受关注度也就四五秒钟。因此，思想的传播就需要编辑利用新技术进行重新打扮、装饰，哪怕让受众把关注时间从五秒推到二十秒，这种装饰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的。21世纪最缺的人才是什么？我认为21世纪最缺人才，就是既懂得传统编辑技巧又懂得新兴技术的编辑人才。
《闻道》：您于2007年提到“中国责任”，并指出中国责任是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的统一，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对于中国责任有哪些新的看法？
胡键：十多年过去了，但我觉得这个概念仍然没有过时，中国始终存在如何把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有机统一的问题。当前，我们提出的双循环、统筹两个大局、促进两种市场要素的流动等概念，都体现了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的相统一的思想。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的有机统一更为重要。
就国内责任而言，发展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国内发展还不平衡。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慢。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资源非常有限，所以推行不平衡发展方式，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把有限的资源投放在有优势的地方，当然还是通过政策试错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例如，试办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开放区等。事实证明，我们的试错法成功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然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相对滞后，因而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对缓慢。这种情形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种二元现象若长期存在下去，势必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鉴于此，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推行平衡发展战略，以消除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现象，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客观地说，这个责任还相当重大，任务还相当艰巨。
就外部的责任而言，我认为外部责任的核心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当然，中国不能仅仅把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世界分隔开来，而是要把中国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放在一起来考虑。从历史上看，拿破仑帝国被摧毁后，梅特涅就是通过将奥地利的安全放在整个欧洲安全的框架之中来获取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不能从狭隘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考虑中国的安全，而是要把中国的安全放在亚洲、甚至整个世界体系中来考虑。中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中国正是因融入到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之中才走上和平崛起之路的，因此维护世界安全和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国际责任。相反，颠覆既有的国际体系并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几乎与所有国家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利益深度相互嵌入，这就意味着整个世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当然，中国作为新型全球化的推动者，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去塑造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闻道》：您对软实力也很有见解，您认为进博会是否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
胡键：把进博会打造成一种全新的公共产品，这是进博会能级提升的一个重要体现。进博会如果仅仅是买卖平台即“买全球、卖全球”，这的确是一个低端的平台。低端的买卖平台，从城市起源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现代文明的确是建立在贸易关系之上的。然而，任何商品尤其是在现代贸易体系之中的任何商品，都被赋予了某种价值、文化，就比如说，迪士尼的产品一定被附加上了美国的价值和文化。因而，除了有买卖关系外，进博会一定要有跨文化交流的内涵，既是贸易平台，又是文化交流平台；反过来，文化交流又会推进商品贸易。中国是进博会的主场，作为主导国提供的平台，进博会当然就是中国的一种软实力。
文化“走出去”固然可以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请进来”会使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得到提升。从历史来看，中国越是发达的时候，中国越容易吸纳外来的文化，而外来文化进来之后也会受到中国文化深深的影响，甚至是被同化。由此可见，提高文化软实力并非一定只是“走出去”，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符号“置换”，引导对方理解我中国文化，进而接纳中国文化，也同样能够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闻道》：您之前曾写过一篇题为《天缘政治与北斗外交》的文章，关于“天缘”这个概念，您认为和冷战时美国提出的“高边疆”战略有何异同之处呢？今年我国的北斗系统实现了全球覆盖，您认为北斗向外推进的过程会不会出现意识形态、选边站的问题，别人的接受度会如何呢？
胡键：天缘政治是各国借助太空技术，加强在太空的竞争与合作，从而构建一个并不模糊形态的政治格局。这个天缘概念与美国冷战时期的“高边疆”，有本质的区别。冷战时期，相当长时期内“高边疆”的竞争只在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之间，而当今的“天缘政治”是一个多元博弈格局，除了俄美两个“天缘政治”大国外，还有中国中国、法国、英国等，甚至一些中小国家也都参与当今的“天缘政治”竞争，不少国家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太空基础设施。但是，太空是没有边界的，领空是有高度限制的，维护太空安全是各国共同的心愿。当前，对太空产生巨大威胁的，可能不是不同国家在太空设置的各种基础设施，而是各种太空垃圾。因此，“天缘政治”更多是合作的博弈，而不是争夺“天缘”势力范围。
至于说我们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确实超乎想象，在我写这篇论文时后，北斗卫星导航还只覆盖东经50-150度的中低纬度地区，但现在已经覆盖全球了。当时，这并不意味着和美国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PRS）是竞争关系，而是为世界的卫星导航提供更多的选择。美国的GPRS虽然曾经垄断全球，但它的确存在某些缺陷，而中国北岛系统恰恰能够弥补GPRS的这种缺陷，尤其是在海上、高山上等，北斗系统拥有非常突出的优势，为海上救援、赈灾、海洋科考等能提供更加有效的技术服务。正是北斗系统这方面的优势，现在一些国家已经从优势服务的角度考虑而选择了北斗系统。未来，随着北斗系统技术不断成熟完善，将会为用户提供更优质、更有效的技术服务，我相信将会用更多的世界用户优先选择北斗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