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支撑这个进程的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实力，还需要有理论体系和精神产品，尤其是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已经进行了非常艰难的探索，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工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相比较而言，把中国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则可能更为艰难。但是，无论是跨地区的流动，跨国和跨民族交流，还是不同社会的价值互为参照，以及彼此之间互补各自的不足，等等，这一切都促使本土性知识超越本土范围而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一种知识即便是本土的，它也必须同时又是世界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对外传播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知识（包括中国话语）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接纳而成为世界性的知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大国在成长进程中难免会遭遇一些话语困境。中国不仅与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也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难免会产生种种不符合实际的认知。中国如果不从根本上回应关于中国的“问题话语”，它们就有可能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产生阻碍。鉴于此，提高中国的对外传播力，尤其是提高中国的话语权，也就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理论责任。话语权、对外传播力等的最基础性要素是语言，因此，运用语言来构塑中国话语以及提升中国的对外传播力是最为关键的。
中国对外传播既要强调中国要素“走出去”，也要强调中国要素对外来要素的“化解”能力
一般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可能是一项任务，即如何使中国要素“走出去”的问题。但是，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看，并非只有文化要素“走出去”才是唯一的提升路径，将外来的文化要素“请进来”使之受到本土文化的感染，以及与本土文化融合并产生出新的文化要素，从而使本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也意味着本土文化的软实力获得提升，也即本土文化通过“溶解”、吸纳、融合外来文化要素而提升了自己文化的传播力和文化软实力。中国对外传播也是一样，既要强调中国要素“走出去”，也要强调中国要素对外来要素的“化解”能力。从知识传播来看，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本土化知识的世界普遍化的问题。中国的对外传播就是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社会科学的知识从其起源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殊的知识，即关于特定社会中特定事物的知识，在取得一般化的认识之前，都是本土的和地方的；另一种是普遍的知识，即普遍化、一般化了的对同类事物和现象的认识，人们有时称之为“规律”。但是，人们认识世界或者是获得社会科学的知识并不一定是从本土知识、特殊知识开始的，特别是间接经验的获得，有可能是从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知识开始的。例如，我们学习首先是从一般性的概念入手，然后获得普遍性认识，再用普遍性的知识来认识特殊性的知识。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普遍性知识的本土化问题才不断被提出来。众所周知，社会科学产生于西方，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启蒙主义时期传到中国来的，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首先是对西方社会的反映和抽象，被抽象出来的概念、理论尽管具有某种规律性、普遍性，但当这些概念、理论被重新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时，就“需根据具体状况和材料加以改造和改进，使其具有更大的适切性和适用性”。从这方面来看，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在努力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具有天下情怀的大国。中国不仅要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而且还要把中国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并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开始在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支撑这个进程的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实力，还需要有理论体系和精神产品，尤其是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已经进行了非常艰难的探索，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工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相比较而言，把中国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则可能更为艰难。但是，无论是跨地区的流动，跨国和跨民族交流，还是不同社会的价值互为参照，以及彼此之间互补各自的不足，等等，这一切都促使本土性知识超越本土范围而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一种知识即便是本土的，它也必须同时又是世界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对外传播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知识（包括中国话语）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接纳而成为世界性的知识。
纯粹的本土性知识无法形成对话，也无法产生认同，要从四个方面加强中国话语建设
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究竟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说服世界。诚然，中国已经拥有了独特的话语，但拥有话语的最终目的是要说服世界，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即如何运用语言来说服世界才是最关键的。社会科学知识大致包括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全球的普遍性知识。一方面，由于普遍性主要是来自西方，所以东方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着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任务；另一方面，本土化知识必须走向世界，转化成为普遍性知识。中国对外传播就是中国本土化知识走向世界并转化为普遍性知识的过程。纯粹的本土性知识无法形成对话，也无法产生认同。鉴于此，要加强中国话语建设。
第一，中国话语必须具有可对话性。“中国话语”首先是一种本土性知识，既然是本土性知识就必须增强其可对话性，如果话语缺乏对话性，那么就是“自言自语”，就如祥林嫂反复讲“阿毛”的故事，可是并没有人愿意听。话语的可对话性既包括内容的可对话性，也包括对话语符号的共同审美，这种可理解性是内心深处的可对话性，这种情形的可对话性是深层次的对话性，是能够产生持久且深远影响的可对话性。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我们强调“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因为，用中国话语讲述的中国故事不会变样、走形，既能保持故事的真实性，也能确保故事的原汁原味。但是，千万不能强行地用中国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这很有可能导致不仅话语没有人听，故事也显得乏味。究竟怎样讲述中国故事，周恩来1954年在日内瓦创造了一个经典：周恩来率领中国外交代表团出席日内瓦的国际会议期间要向各国记者和外交官推介中国文化，上演著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担心外国人不懂中国文化，工作人员制作了厚厚的译本宣传册，即便如此，也是应者寥寥。此事上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要求海报上加上一条：请各国友好人士欣赏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终结果，座无虚席，不少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演出成功，关键一点是周恩来借用西方文化符号实现了符号置换和话语对接，如果仅仅用中国话语，就根本无法形成对话的语境。文化就是故事，但讲述故事的话语不同，受众的反应是大相径庭的。我们要明白，用来讲故事的话语只是用来引导和说服受众理解“中国故事”的工具。对话语的理解不仅受到受众知识水平的影响，而且话语还有民族差别、语境差别、宗教信仰差别等。因此，在没有对话性的话语及其语境中，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很有可能是“言者有意，听者无心”，听不懂的故事一定让人乏味，甚至反感。
第二，话语要有可理解性。话语缺乏可理解性，那么就是“鸡同鸭讲”。话语的可理解性表现为，一是话语符号（包括文化符号）的可理解性，二是话语构塑的语境的可理解性。在对外传播中，可理解性的话语符号、文化符号等更容易构塑语境。有人说中国人喜欢“攀”，诸如攀亲戚、攀同学、攀老乡等，“寻找熟人的熟人”“关系的关系”，目的是拓展社会资本以便更好地“办事”。撇开这种裙带关系不说，单从话语的角度来看，“攀关系”实际上就是为了寻找可理解的话语。一般来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彼此间就更容易寻找到可理解的话语。另外，为了构建可理解的语境，有上述关系的双方会对某些具体的事情产生共鸣，从而使话语环境更加和谐，也使话语的交流能够正常持续下去。同样，对外传播也需要营造某种共同点，从而可以构建可理解的话语和相应的语境。
第三，话语要有可接受性。话语的可接受性要求讲话者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受众着想，使受众愿意倾听叙述者的故事。否则，故事就很有可能成为单方面的“灌输”，那效果可能就很差。故事的感染性是故事可接受性的前提条件，但同时说故事的人还要使故事与受众能够用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使受众身临其境，甚至在内心中产生共鸣。这样的故事才会具有可接受性。例如，2001年，上海代表中国申办2010年世博会，当时参与竞争的城市不少，最有竞争力的是俄罗斯的莫斯科、韩国的丽水等，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是以“城市”为主题来参与竞争的。客观地说，这个主题并不是中国的强项，但中国上海最后胜出了。原因不是中国城市发展得好，而是中国的“城市”主题以另一种方式打动了日内瓦的各国投票者。中国打动投票者的原因在于，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城市化发展遭遇了不少困境，城市化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尤其是各种“城市病”不断出现，西方正在寻找城市化进程新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中国不是以中国的城市元素来演绎城市概念的，而是以西方的城市元素来对接世博会的城市主题的，是借助于亚里士多德名著《政治学》中对城邦生活的描述：“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在中国申办书中，正是把这句话演绎为了“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申博主题。西方社会精英大都读过这部经典著作，中国的主题演绎迅速在投票者中产生共鸣。从最后上海获得主办权的情况来看，很显然，这样的故事真的打动了那些投票者，也就意味着那些投票者理解了上海世博会的中国故事。
第四，中国对外传播的目的，既要使中国故事在可对话的情景之中获得世界的理解，更要使中国知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性知识。因此，在对外传播中，一是要走出中国话语的“自恋”，使中国话语具有普遍性的关怀。普遍性的关怀，就是指中国话语、中国故事虽在中国生成，但必须要指涉世界。正如“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中国提出来的，但“一带一路”的实践必须与世界“共商、共建、共享”。二是摆脱“自说自话”的话语方式。在国际话语场域之中，并不是说得越多话语权越大，如果只是“自说自话”，那不可能形成话语权。当前针对中国的错误言论，一些中国学者也试图进行驳斥，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内容是“自说自话”，缺乏可对话性。但是，若话语论战能够直击对方要害，则完全可能通过话语创新和建构夺回话语权。19世纪末，欧洲流行针对中国的“黄祸论”，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张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此，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无政府状态》一文，从欧洲文化深处来揭示欧洲文化的问题，以此来驳斥“黄祸论”。辜鸿铭承认“欧洲和远东之间的确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但他指出，“这种斗争不是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之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是“现代自由主义与古典中世纪主义的冲突”。因此，“不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冲突”，而是“部分欧洲人为将自己完全从古代中世纪文明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在辜鸿铭看来，欧洲人民要避免自己的毁灭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为获得现代文化去奋力抗争，要么就是回归到中世纪的信仰上去”，但很显然欧洲人民不会选择后者，最终只能去依靠远东民族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辜鸿铭从文化深处层层剥开，对欧洲文化的问题及其未来进行了透视，论证深刻且有强大的穿透力。结果，美国海军将军艾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怀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三是对外传播切忌话语“偏执”，尤其是外交官更要避免话语偏执。因为，一方面，外交官在外与相关国家的同行不可避免地要抬头不见低头见；另一方面，无论国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但外交官始终怀着一种与他国沟通的使命。这两方面都要求外交包括对外传播的话语要“留有余地”。四是对外传播要避免话语“对抗”。外交官的话语要体现自己国家的品格，在对外传播中，用对抗性的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这种话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置换成可对话性的话语。因此，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国话语要善于利用可置换性的文化符号进行话语对接和语境的塑造，从而使他人理解、放心，这样中国故事才能传播得更远，中国本土性知识才能在世界各国的接受中转化成为世界的普遍性知识。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日报》2021年6月7日第16版
